。

那是我送给白兰的。

切诺基沿着梧桐路缓慢行驶，警灯空闪没有鸣笛。车里有个年轻的小警察表情僵死，两眼空洞的直视前方，满脑子都是不祥的预感。垂落的手里握着扔在拨号的手机，话筒里传出冷漠的女音，您所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他刚从白兰家出来，房里整洁如新空无一人。

天边又出现了大片大片的乌云，迅速占据了整个天空，象一口铅灰色的大锅笼罩着这座城市。

瑟瑟的寒风告诉所有人，不管你们是否乐意，又要下雪了。

那天晚上我去了刑警队办公楼地下2层的值班室，那里是装备处枪械科。

值班员老柴是个伤残军人，两只手加一块只剩下6根手指，但蒙眼组装79微冲用不了2分钟。他以前服役的那只部队是保密的。

老秦看了我拿去的弹头，大致听我讲了讲现场情况，用手在墙上的全国地图上点了点，那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

1949年8月，时任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乘飞机匆匆逃往重庆，身后炮声隆隆。1个月后，他苦心经营多年，在长征时期曾绞杀了红西路军的精锐骑兵武装马家军，被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彻底歼灭。

马家军旗下的兵工厂就地解散，一部分技术工人携带少量设备逃直青藏高原边缘的化隆县，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后人秉承了祖传的五金加工技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简陋的车床设备和无缝钢管、少量的钢板，生产并贩卖了大量外型足以乱真、性能相当优良的仿军用手枪。

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做工精良的武器，其制造者居然多数是文盲。

曾经枪击小丁，又在筒子楼打响的那把枪，就是这种俗称“化隆造”的手枪，除了射程和可靠性略差，在杀伤性能方面，与我们使用的警用枪械几乎没有差别。

9、

我在技侦科等到天亮，终于在第一时间看到了勘查报告。

室内果然遗留了大量秦东明的指纹。

床前墙上的血迹经化验是a型。秦东明是o型，白兰和小丁都是ab型，中枪的应该是陈骏。

脚垫上的黑色颗粒是沥青。

除此之外，阎军还在门口发现了半个染血的脚印。那是秦东明穿的42码皮鞋留下的。

还没上班，省厅刑侦总队的人就来了。看了勘察报告，关上门和几个领导开了个短会。游蓉从会议室里走出来时表情沉重，说省厅的人要跟我谈谈。

那场谈话的气氛很沉闷，在我陈述了对案件的看法后，对方长时间的沉默。没有人愿意顺顺当当接受这个很合理的推测。

昨天上午，秦东明离开办公室后独自驾驶那辆o字头黑色桑塔纳来到筒子楼，敲开了陈骏的房门。房间里除了陈骏和小丁，还有过来送饭的白兰。

秦东明采取某种手段控制了三人的行动自由，开枪击中了小丁，然后挟持三人离开。

省厅一个领导提出疑问，秦东明如何在光天化日下一次挟持三人？

即便他手里有枪，为什么要打瘫痪在床的陈骏而不是小丁。

他的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新的线索验证并进一步充实了我的推测。负责案发现场外围调查的刑警在走访时发现了目击者。

一个在马路对面不远处摆烟摊的下岗工人称，昨天上午11点左右，有辆黑色轿车停在筒子楼门口，一个身穿警用大衣的人从楼里带出个男子，走到车门前突然给他戴上了手铐。虽然隔得太远他没看清两人的长相，但能肯定那个被铐上的人戴了副眼镜。

大约2小时后，那辆车又回来了。警用大衣再次上楼，过了很久从楼里推出一架轮椅，车上坐着个口罩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病人，身上还裹厚厚的被子。病人被抱上车，警用大衣转身上楼，数分钟后架着一个女的从楼里出来，同样用手铐铐上车。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车走之后那台轮椅还留着，被烟摊老板偷着推回家了，还分外勤快的擦掉了座椅上的斑斑血迹。

如果我是秦东明，我也会这样做。

敲门前我看了看表，11点，下班的人流车流高峰还没到，晨练的老人已经回家做饭了，街上的行人不会太多。这个时间段经过精挑细选。

丁子光给我开了门，客气的问秦组长有什么事吗？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稍纵即逝的疑惑，可我身上穿着警用服装，板起脸足以给他一种夹杂着压迫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房间里居然还有那个女孩，对此我始料未及。床头摆放着保温饭盒，桌上的碗筷刚刚摆好。对不起，你们可能没有机会吃这顿饭了。最起码丁子光肯定无缘享用这顿最后的午餐。

这一次我不会也不能再失手。

丁子光同意跟我一起回队里，他知道这个环境不适合谈话，他最大的弱点就是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上车前被扣上手铐，他的表情很无奈。我告诉他有什么话到队里再说，他在后视镜里幽幽的看着我。那一刻他或许闻到了一丝危险的气味，可他无法抗拒命运，那由我主导。

从你向我提出对社保基金被贪污的怀疑开始，你的命运就把握在我的手里，我不会让它从指缝中溜走。尽管我很感谢你向我介绍了洗钱的方法和途径。想到这里，我扬起脸冲后视镜中的丁子光报以微笑。我能看到他的脸上聚集起越来越浓密的疑惑，正逐渐转化为惊恐。他终于看出，我们行驶的方向显然不是市局刑警队。很可惜，晚了。

我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再次返回筒子楼已经下午1点多了，很好，那个女孩还没走。你必须为你的突然出现付出代价。虽然计划因为你发生了改变，但绝不会动摇我的宗旨。我不需要目击者，一个也不行。

我还不算很老，手臂依旧迅猛有力，掌根依旧坚硬结实。砸在她的颈部动脉上只发出一声闷响。年轻的躯体瘫软在我的怀里。

陈骏掀掉被子在床上扑腾，拖着两条残腿惊恐万状，咧开的嘴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音节很短，因为后半截已经被我伸出的手捂回去了。我用他身下的褥子捂住他的脑袋，那床褥子的厚度我很满意，饱满的棉絮一定会吸收喷涌而出的鲜血。单膝压住，我长喘一口气，从怀里掏出化隆造和可乐瓶。

扣动扳机的瞬间一个想法浮上心头，你为什么不直接死于车祸呢？我来帮你解脱。

我太得意了，居然没注意到还是有鲜血从缝隙中迸射而出。

在省厅的安排部署下，市局跟和平分局动用了全部警力，以筒子楼为圆心，在半径70公里的范围内，开始地毯式排查所有可能存放和使用沥青的场所，这个季节不可能有道路维修工程，所以他们把重点放在各类沥青生产企业和存放地点。

我们全组人都被召回，接到的命令是留在办公室里不许外出。政治部的督察跟我们挨个谈话，所有人的脸都紧绷着毫无表情，象是蒙了一层质量不错的保鲜膜。

跟我的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回忆和推测让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几乎想骂人，完全无法集中精神，甚至听不懂对方问了些什么。

满脑子都是那几张曾经熟悉亲切的脸，表情生动眉眼鲜活犹如平日所见，唯独脸上飘着一层淡淡的灰色。

最终我认定出现频率最高停驻时间最长的，居然是白兰。这一发现让我愈发心乱如麻。

我大声说我要上厕所。冲进卫生间后用尽全力瞪圆双眼，不让眼角出现液体。

跟在我身后的督察拍拍我的肩膀递来一根烟。

我双手颤抖的接过来深深的吸了一口。

那天深夜我又去了棉袄的咖啡馆，独自一人在窗前坐了很久，盯着窗角贴着的转让启示发呆。

棉袄给我泡了一壶蓝山，说月底办完婚礼准备去外地做生意。

我想冲他说点什么可张不开嘴，点点头小口小口的喝，那玩意真苦。

积雪反射着月光，窗外显得异常明亮。

棉袄推开卫生间的门，说你怎么在这儿。

窗外的路灯透过窄窄的窗户投入一片光，窗框被投射出一个菱形交叉阴影，在地面上拉得很长很长。

阴影的一角直至卫生间的角落，那里蹲着个小警察，努力把脸埋进双手环抱的膝盖上，忧伤的无声饮泣。

10、

尖利的警笛划破宁静。清晨的高速公路上曙光初现，切诺基迎着太阳一路狂奔，开车的是我，后排坐着凯子和游蓉。时间已经是4天之后。

我们的目的地是市郊的水文站，早上一上班就接到了电话，有人在河里发现了尸体。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一条年代古老的河流穿行而过，河水浑浊不堪泥沙俱下。据说康熙年间曾经一度清可见底，成为河清海晏的盛世标签。

河道出城10余公里后就拐了个s型的弯，弯道顶端有个已经荒废的水文站，值班老头常年看守报废的设备，收入不菲，因为他还有一个经济来源。

河道拐弯处地势略高，河水经年累月的冲刷，靠近岸边的地方形成一个浅滩，水深不到2米。堆积了无数从上游一路漂流而下的垃圾，纵横交错的枯枝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塑料和橡胶制品，不定期的还会出现尸体。

市区有8座跨河大桥，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清末。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活人出于各种理由从桥上纵身一跃，加上一些意外的溺水者，顺着河水浮浮沉沉一路而下。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会搁浅在水文站的浅滩上，尸体被泡得惨白肿胀。

值班老头每次都小心奕奕的用长把挠钩把尸体勾到岸上，报警后等着向死者家属收取金额不等的费用。今天早上他又勾起一具，水上派出所到达现场后没验尸就发现死者不是溺毙。

他的脑门上有个弹孔。

尽管已经泡得变了型，我还是一眼就断定，死者就是陈骏，因为他那半张脸上遍布着疤痕，长时间浸泡后越发触目惊心。身上已经开始腐烂，皮肤和肌肉象是青灰色的豆腐，轻微的触碰都会引发大面积的脱落，一抓一大把。

我们把现场交给阎军，驱车逆流而上，沿着河道开了几十公里，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秦东明开走那辆车。

那是河边一个规模很小的化工厂，严格的说是个黑作坊，依靠从和化集团购买废弃的油渣进行简单提炼，产品质量低劣，裂化炉锈蚀不堪，枯萎的蒿草遍地都是，草根处布满沥青残渣。因为严重超标准排污，这个作坊在多年前的一次集中清理中已经被勒令停产，逐渐被人遗忘，所以才在大范围摸排中被忽视了。

其实那里距建设路不过50公里。

o字头黑色桑塔纳静静的停靠在河边一个废弃的工棚前，车身上还有积雪融化的污迹。下车前游蓉就伸手掏枪，被我和凯子深刻的鄙视了好几眼。

车门紧闭但没上锁，垫上纸巾一拉就开了。

车厢里凌乱不堪，厚厚的羊毛坐垫被血浸透成暗褐色，扭曲在后排座位的一角。能看出挣扎和打斗的痕迹，前排座椅的头枕被撕裂了。

车门下方也有滴落的血迹，一路淋漓着穿过工棚，直达石头砌成的高台边。那是用来向河里倾倒垃圾的，在河面上悬空伸出。

高台上还有一小滩血，与河面垂直的外壁上，保留着几道血手印，曾经有人在这里竭力挣扎，但显然没有成功。我们沿着血痕一路走进工棚，在一根柱子前停住了。

那根落满尘土的圆木上遍布喷射状血痕，柱子地下的那一滩血，面积将近1个平方，渗透了坚硬的土层。

天很冷，可空气中还是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游蓉捂着嘴跑出工棚开始呕吐，凯子用电话向队里汇报。

我什么也没干，就那么站着，手里还攥着电筒。

省厅的领导带着厢式技侦车一起来了，那基本上是个小型的法医实验室，可以就地进行常规检验。

大家都在沉默的忙碌，闪光灯咔嚓咔嚓不绝于耳，只有我例外。

我蹲在河边看着河水静静流淌而过，溅起一朵朵污浊的浪花，河面下应该有很多道暗流，一个个漩涡层出不穷。仔细分辨，能听到那种压抑的轰鸣，象是远在天边的什么地方响过一连串闷雷。

河风吹过我的脸，冰冷潮湿。

河岸边已经有人开始徒劳无功的打捞工作。长长的三角钩尾巴上栓着绳子，轮圆了往河里甩，每次扽上来，都会挂住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凯子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蹲在我身边递过来一根烟，犹豫了一下说，ab型，差不多2500毫升。我知道他的意思，那个出血量必定致命。

凯子用力拍拍我的肩膀接着说，别太那什么，算了我不劝你了。不会是白兰，肯定不是。

我扭头看着他一路走去的背影，心里什么想法都没有，空得象个深不见底的天坑。

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现场，我带着省厅专家去了小丁和白兰的家，他们要提取检测参照物做dna比对，确定工棚里的血迹究竟是谁的。我站在白兰家的客厅里觉得手足无措，甚至不敢正视房间里的一张张照片。卧室的床头放着一个挺漂亮的纸盒子，里面是条已经织完的围巾。

我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