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但父亲坚持要去。我只好硬着头皮，提着那颗忐忑的心跟着父亲出了门。

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方菲家。我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父亲说明来意后，只听见方菲说：“我没有推她，是她自己滑下去的。”

看着眼前的小姑娘，父亲什么也没说。他一直以为是男同学干的。他是决不允许男同学欺负我的。

回家的路上，我默默地跟着父亲。心像一个大口袋，不停地装入内疚和不踏实。它们一个个的好似称砣，沉重地坠着我。我的身体几乎带不走我的心。父亲没有一句责备我的话。

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李老师并没有让我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她说我的年龄不够。我不知是真是假，却始终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我只好静静地等待第二批。

入队宣誓的前一天，老师要求第二天穿白衬衣。我没有。回去跟母亲说了，母亲连夜把她结婚时的嫁妆—— 一对白色的绣花儿枕套给我毁了一件白衬衣，还把漂亮的绣花放在了左胸前。

第二天，我穿着这件衣服上学去了。知道这件衣服与众不同，心里犹豫得有些不安。就将到达学校门口时，忽然灵机一动，就用右手捂在了左胸上。一直这么捂着进了教室。很快，女同学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围着我非要看个究竟。她们要我把手拿下来，干嘛这样呢？是啊，干嘛捂着呢？七嘴八舌。

我装着很痛苦的样子说：“我这里很疼。”她们不信。这时有人开始扒我的手。我更加用力地捂紧。终于有人看见了，惊讶并好奇地惊呼起来：“咦，还有花儿吔！”同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圆圆的亮亮的，如灯笼一般。

“真的吔，还有花儿呀，快来看哪！”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围了上来。

入队仪式上。第一批老队员开始给新队员系红领巾。我站得无比庄严，等待着那光荣的时刻到来......所有的新队员都戴上了红领巾，惟独我没有。不知是因为老队员比新队员的人数少，不够分配，还是因为我不讨人喜欢。像是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某样东西，我被彻底地遗漏了。眼看着就要宣誓了，我顿时不知了所措。就在大海即将决堤的关键时刻，一位老师发现了情况，她力挽狂澜，给我戴上了红领巾。

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似乎很大。经常会想起，永远也不能忘记。而每次想起，都会反复地问天问地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问了一百遍。问了一千遍。又问了一万遍。直到追入梦中还在问。却始终没有答案。

......天幕中。我俯视着那个大操场。在一群面向东方，迎着朝阳，排列整齐的队伍中有一个小小的我，站在第二排的中间位置，戴着一条绿领巾......

第五章 白炽灯

少年宫的神秘在于，它如同天上宫阙那般地令我向往。有幸去过那地方的孩子，拿起一首歌就神奇般地唱了起来，说是会识简谱。音乐响起，她们便如同仙女翩翩起舞。原来少年宫是这样一个叫人无所不能的地方。于是，它的神秘色彩在我的心目中被涂抹得日益浓重。成了我的梦中圣地，令我日夜神往。

学校的舞台上，一群化了妆的同学们在合唱。“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我听不太清楚歌词的全部，却无缘无故地觉得很美。一种令我心旷神怡的向往之美。是向往那座小山，还是向往少年宫？想了想，应该是少年宫。因为也只有在少年宫里，才能学到这么好听的歌曲，才能有机会登上表演的舞台。

音乐课上，老师一边弹着风琴一边耐心地教我们唱《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别把我看不起，农民从早到晚冒着风雨，忙呀忙呀忙呀忙，费了多少力，我来得不容易呀，不呀不容易。”既幼稚，又没有诗意，尤其是那旋律实在不优美，像在念经。

老师忽然停了下来，非常诡秘地对我们说：“有一天哪，一粒米跑来对我说......”

刚听到这里，我的思绪就开始像野马似的到处驰骋。一粒米会说话吗？难道老师是神仙，能听见米粒说话？老师的周围顿时被一层神秘的金光笼罩。可是过了一会儿，金光渐渐散去，我又开始怀疑老师是在撒谎。

老师后面又说了些什么，我全没听见。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用钢笔写字。父亲给了我一支钢笔，翠绿色的笔身，金黄色的笔头。父亲说这是一支铱金笔，好钢笔。言下之意是要我爱惜它。

上语文课的时间。我把钢笔刚摆上课桌，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前面那个男同学猛然一回头，抢走了我的钢笔。惊悚。愕然。待恢复知觉，马上报告给了老师。老师踱了过来，从那男同学的手里优雅地拿过钢笔，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就没收了。我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给回我。我却没有胆量捍卫自己的钢笔。

这一年，我们集体转学到了这间小学。原来那间学校腾出来另作他用，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四清工作组”什么的。现在的班主任就是这个语文老师，姓柳，她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她的长相我更加记得，很大的一张柿饼子脸，瘪嘴，比李老师的嘴还瘪。不论多少年过去了，也不论时代变迁到了哪一个世纪，我都能从人堆里把她抠出来。

晚上，我没有笔写作业，也不敢吭声。父亲发现了，问我笔呢？我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亲。父亲又让我带他去找老师。越是害怕的事情却越要发生。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头疼的事情老是缠着我不放。多么希望在空中建一个楼阁，躲在里面，尽情地做着自己喜欢的梦。

极不情愿又胆战心惊地跟着父亲出了门。到了柳老师家的附近，我像小偷似的缩着脖，弯着胳膊，颤抖着伸出右手的食指，为父亲指点。然后就躲在了父亲的身后。倒像是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由于是平房，当我和父亲在她家窗前晃悠时，刚好跟她打了个照面，她却装着没看见一样避开了。父亲敲开了门，表明了来意。她却一脸的惊诧，说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当父亲把脸转向身后，用眼神问我时，我已经哆嗦成一个“打摆子”的病人，一个完整的字音都发不出来。就这样，那支心爱的钢笔就再也不属于我了。它的身体依然闪着翠绿色的光芒，它那金黄色的笔尖上还带着墨汁......

其实，我实在讨厌自己这副没出息的样子，却没有力量制伏它。不过，有一点很是奇怪。如此惧怕权威的一个人，却有天大的胆子挑战自己。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学校要选拔文艺宣传队的成员，我也跑去应聘了。围观的人很多，包括老师和学生。我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慌张，壮着胆子上了场。舞了一串心中的舞蹈。没有音乐。没头没尾。一阵眩晕地结束了。跌跌撞撞地出了考场......

似乎早已经知道了结局。一个没有结果的结局。却没有丝毫的挫败感，也没有任何的失落感。心灵的深处，幽幽然缭绕起一股莫大的安慰感，随之而来的是一缕完成了使命的满足感和挑战了命运的自豪感。

阳光从西边投射过来，穿过树木，把操场妆点得金币满地。天幕中有一双我的眼睛，俯瞰着这个被围成了圆圈的考场。我看见我上场了，一个不大的我，很勇敢。不管从哪个角落里投射过来的目光，都是怀疑的，否定的。我能看得出来，也能感觉得到。但是，我始终没有停下。我的心要舞蹈。

别人做到的，我也想做到。并且，还想做得更好。然而，却往往很难。这便是命。我却不信。我相信心。我依然不停地往前走，按照心指引的方向。不肯放弃。然而，我并不知道哪里才是方向，怎样做才算是好。但我懂得，让父母高兴满意就是好。这就是方向。我似乎比别人更渴望肯定，渴望赞赏，渴望许多想得到却很难得到的东西。

当老师宣布班干部留下开会时，我的灵魂就开始四处游荡，对话无处不在的朱老师。

看着仪仗队员们身挂队鼓，听着他们敲出的鼓点。我在心中也挂上了一只小鼓，按着节拍敲了起来。

学校舞台上的演员们正在跳着洗衣舞。我把其中的一位同学化作了自己。

期末的领奖台上，方菲一次次地被呼唤着登上舞台。我羡慕得跃跃欲试，奢望着下一个念到的名字就是我。

第一次得奖，是小学二年级的写字比赛。年级组第二名。我的奖状不是卷着拿回家的，而是正面儿朝外拎回家的。

体育课上，我跑得很快。体育老师似乎发现了好苗子，努力地栽培我，驯导我。让我跑出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

渴望肯定，渴望赞赏，渴望许许多多......像一座座沟壑。像一个个大口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填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装满。

在五彩斑斓的奢望中，戴红领巾也算是其中之一。我这样的热爱我的红领巾。是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还是因为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还是因为我带上它不容易？都是。

只是可惜，在我还没有戴够它的时候，就不能戴了。我只戴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慢慢地都不戴红领巾了。仿佛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这是许许多多困惑中最大的一个困惑。我曾经困惑父亲写给姥姥的信就放进了那个绿色的邮筒里，姥姥是怎么看到的呢？尤其是那过年的包裹是怎么“悠”给姥姥的？难道像父亲给我在两棵大榆树上吊的秋千悠我一样？可那要吊多高才能悠那么远呢？我抬头向天空望去，没有挂钩的地方，很是发愁。

第一次领《毛主席语录》时，是小学六年级。我非常清醒地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头等大事。而且，还是一件大喜事。头一天我就激动地与周菁约定：当天一定要带上红领巾。当快要轮到我们领语录的时候，我们就把红领巾戴到脖子上。我们走上讲台，双手接过老师发给我们的红彤彤的语录，先用左手握住语录，紧紧地贴在胸口，然后用右手向老师行队礼。我俩兴奋地设计好了整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这才心满意足地分手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想把红领巾戴在脖子上去上学。可是，鼓了半天勇气还是没敢戴。只好揣进裤兜里。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的毫无表情地上台领了语录，又表情毫无地回到了座位上，我的手不安地在裤兜里紧紧地攥着红领巾，却始终没有胆量拿出来。叫到我的名字。我静静地走上讲台，默默地领了语录，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昨天的设计全部落空。见我没敢戴红领巾，周菁当然就更不敢戴了。我实在不明白，同学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戴红领巾呢？

在我不长的生命旅程中，唯一可以实现的愿望和幸福就是过年了。

腊月二十七的晚上，家里的厨房里就开始飘满了油香。白炽灯光下，父亲把金黄色的炸年货堆成了小山。孩子们敞开了肚皮，可劲儿地享受着这久违了一年的享受......一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比盼星星盼月亮还难盼。幸福的感觉总是那么的少那么的少......美好的时光就像光亮扫过壁缝，倏忽滑过，便不见了踪影......

临近年关，母亲总是尽力地打扮我们。她在煤炉上烧红了火钳、炉钩，拿下来凉一会儿，再把手凑近感觉一下温度，然后用它们把我们的刘海和发尾烫弯，帮我们编好辫子，系上粉红色的蝴蝶结。

父亲则把房间里的灯泡全都换上了红色和绿色的彩色灯泡。当这些红绿灯泡在夜幕降临后点亮时，我的心海会骤然涌起一阵波澜，刹那间就把我送到了水晶宫殿里。幸福感觉不可言喻。于是，请求时间停下脚步，央求红绿灯泡永不熄灭，让我永远生活在这如梦如幻的宫殿里。

墙壁上贴满了新买来的年画。其中有一张《我也试一试》，描述的是一位小女孩儿在拉小提琴。画面不大，也没有其它年画热闹。我却不知不觉地把目光久久地驻留在上面。我默默地注视着她，而不是它。若有所思，又像是若无所思。每天，我都会有这样一段时间。像是必须完成的作业，要把她牢牢地记在心上。

父亲又把那台封存了一年的父母结婚时的“戏匣子”（交流电收音机）接上了电源，并把它放在了高高的柜子上。我这样的喜欢这个“戏匣子”，它是我记忆当中家里最宝贵的东西。每当它响起，我都在想，那要多么小的人，才能在里面唱戏呢？

“帽子摘掉”节目，严重地困扰了我。也曾怀疑过，大概不是“帽子摘掉”。可不是“帽子摘掉”，又会是什么呢？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地明白了，原来是“报纸摘要”......再大一点儿，我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戏匣子从柜子上搬下来放在枕边，调底音量，频繁地变换着频道，寻找着自己喜欢的内容。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恍若睡在飞天的神毯上。

夜深人静。偶尔会调到台湾对大陆的广播，传过来的是那连说话声都带有“靡靡之音”的腔调。每当调到这个频道，整张皮肤就会突然地一紧，本能地关闭身上所有的毛孔，害怕毒素渗入体内。但好奇心没有让我旋过这个频道，却像教唆犯一样地怂恿我去寻求这种不正常的刺激。心开始砰砰地乱跳，热血涌上来，冲击着脑门，闹得我面红耳赤。忽然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觉得自己是个特务。听说公安部门可以随时监测到什么区域，什么街道，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