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逐渐缩小，直至查到谁家在收听敌台广播。我终于害怕被抓走，偷听了两句，却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就急忙旋了过去。心存侥幸地在想，还没等查到我家我就旋过去了，你怎么查？怎么知道我听过了？第一次为自己的机智勇敢而深感自豪和骄傲。真不容易。于是，音乐出场了，魔一般地把现实变成了梦幻，又把梦幻诱入了梦乡。

每年过年，母亲都能让我们姐妹穿上新衣裳。她白天上班，晚上熬夜为我们姐妹赶制新衣。常常是当我半夜迷迷糊糊起来小便时，她还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缝衣服。由于睡眠不足，白天的活儿又累，大年三十儿一过，母亲就病倒了。放几天假就病几天，躺在床上不停地呻吟。父亲要求我们安静，姐妹几人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知道母亲是因为我们累病的。没有了过年的气氛，心里很是失落。但是，年刚过去，又开始渴盼下一个年的到来。

白炽灯光，尤其是厨房里的白炽灯光，照在了父亲忙碌的背影上。不知是因为它的瓦数高，还是由于父亲在那里，总觉得它是那么的亮堂，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柔和，那么的让我有安全感和幸福感。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的画面，也永远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但那只白炽灯总是昏暗的，几乎就在母亲的眼前。从侧面看过去，灯泡——母亲的脸——母亲手上的针线，恰好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是不是母亲为了省电，用的瓦数太低？

第六章 昨日星空

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名汽车兵。在一次运送解放北平的围城物资中，被国民党的炸弹连车带人掀翻，埋在了土里。幸亏救助及时，算是把命拣了回来。但伤势不轻，住进了医院。照顾他的是一位日本女护士。父亲性格外向，爱说爱笑，还特有爱心。一颗博爱之心。女护士也因此爱上了父亲。父亲还把护士带回了河北老家见过我奶奶。这个未来的婆婆并没有给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却也没有影响她嫁给他。

说起奶奶，脾气值得一提。她火气一来，“蹭”的一下就上了房顶。娘，下来吧。 儿子一喊，“蹭”的一声又下来了。她的脾气害惨了她，也害惨了她的孩子和丈夫。她嫁给我爷爷的时候，爷爷家算是当地的有钱人家，还是个书香门第。爷爷是个郎中，医术也远近小有名气。成家以后，却受不了自己媳妇的脾气。没几年他就抛下家室，独自闯关东去了。也许是想学他哥哥吧。谁知道呢。可同人不同命，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此没了音讯。据说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他一到东北就进了著名的“世一堂”坐堂。那时，只有有钱人才看得起大夫，一见面，人家首先就给敬上一袋烟，大烟。他就是这样吸食大烟上瘾，穷困潦倒，死在街头的。

爷爷走了以后，家里的一切生计全都落在了奶奶的身上，其艰难程度自然不用说了。爷爷家在当地是个小姓。姓氏、家族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孩子们在外面受了欺负，奶奶那个不依不饶，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可以痛骂一晚上。气是出了，但祸也随之而来，自己五岁的小儿子被人推入井里淹死了，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为她说话。

小儿子死了以后，家里就剩下我父亲这一个孩子了。由于没有男劳力，他从八岁起就承担起了地里的活计。下雨天在地里拔草，从这头儿拔到那头儿，拔完回头一看，小草又顽强地挺立在了雨中。一趟又一趟，看到的情景都是一样的。无助的孩子只能站在雨中放声痛哭......

晚上，只能吃一个高粱饼子，再伸手拿时，就被我奶奶的手拉回来放在了原处：“儿啊，不能再吃了，吃多了肚子疼。”父亲哪里知道那是明天的口粮。趁着我奶奶不注意，抓起一个高粱饼子就往外跑。奶奶可是有脾气的人，这还得了，你个小兔羔子，还翻天了不成！操起一把扫帚疙瘩起身就去撵。我奶奶的小脚并不小。小的时候，她母亲一给她缠上裹脚布，她就偷偷地自己解开，让脚丫子好好地松快松快。就这样，房前屋后地撵了好几遭儿，眼看着就要撵上了，“蹭”的一下子——儿子上树了。这是他平时乘凉休息的地方。他在两个树丫之间架起了一块小木板，另外的一处断枝上还挂着个小铜壶，壶里装满了井水。这下可难住我奶奶了。“儿啊，快下来吧，娘不打你了。”奶奶抬着头，看着她的儿，恳切地说。

父亲哪肯下来，坐在小板子上，左手拿着高粱饼子，右手拎着小铜壶，一口井水，一口饼子吃喝起来......吃完了，喝完了，顺手把小铜壶往断枝上一挂。“咔嚓”一声，树枝断了。“哐啷”一声，小铜壶掉到了地上，顿时陷进去了二分之一，不成了壶形。气得我奶奶两眼冒金星，吓得她的儿就更不敢下来了......。

也不知是几更天了，父亲估摸着他娘已经睡着了，就悄悄地下了树，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屋......“哎哟”，一个扫帚疙瘩闷了过来。就我奶奶那个脾气，还有她儿的好？

父亲半个多月后才能下地干活儿。

父亲的大爷，也就是我爷爷的大哥，是早年闯关东的成功范例，他在东北不仅置下了殷实的家业，还拥有规模不小的产业。这一年回老家，穿着长袍马褂戴着墨镜的他，一见到我父亲就说：“这孩子不能就这么荒废了，跟我到东北念书去吧。”说完，给我奶奶扔下些钱，就把她的儿子带走了。

到了东北，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念什么书啊，陪着他的少爷们念书才是真，还要外加一个小跑腿儿的差事。每当看着堂兄弟们上学堂的背影，父亲的眼前就会浮现另一幅画面——早晨。睡眼惺忪的他，刚把门打开，一眼就看见到了自己的爸爸。他正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说是来接他回家念书去。站在高大英俊的爸爸面前，他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他在想，爸爸一定是发了大财，或是做了大官。

上帝通常是明正公平的。可有时也免不了会打个盹儿，犯个糊涂什么的，铸成偏心的错误。同是一奶同胞，上帝硬是把爷爷的大哥打造得钢筋铁骨，豪气冲天，让他驰骋江湖而不败。也巧，他的名字就叫震湖。爷爷却被上帝捏成了个书生，性格懦弱，人送外号“三娘们儿”，他排行老三，名字却叫震海。按理说，海比湖大，比湖辽阔，比湖汹涌。总之，海要胜过湖何止几筹。然而，震海远不及震湖。他，海没震成，先把自己给震没了。

父亲是个孝子，每次出去办事，不管多远，都是跑着去跑着回，把省下来的车钱，都寄给了我奶奶。参军以后，经历过几场诸如锦州战役、黑山阻击战这样的大战役后，一路南下。路过家乡时，经组织批准，开着车，呼拉拉地进了村。老乡们哪里见过这场面。就这一次，便把我奶奶一辈子丢失的面子全捡了回来。

可是，父亲住的医院，一夜之间就出了大事儿。大批伤员出现了药物中毒现象，起初是腹泻，接着就掉头发，甚至有人死亡。父亲由于带着新婚妻子离开了一段时间，幸运地躲过了这次灾难。但“日本特务搞破坏”的谣言却在医院里流传开来。

不久，女护士连同其他的一些日籍医务人员便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母亲在东北老家虽谈不上娇生惯养，却也是没干过什么重活的人。她娘家祖上原是有钱人，但到了我姥爷这一辈，不仅没有把家业守住，反而弄得日渐衰落，最后几乎败得精光。原因诸多。众亲戚们见我姥爷对家业不上心，便起了心思。今天他 “借”块地种种，明天她“借”间房用用。家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慢慢蚕食掉了。还有一个原因，也算是主要原因，就是我姥爷一生好赌，一上牌桌三天三夜不愿意下来，全靠大烟提神。可大烟的功能毕竟有限，甚至会帮倒忙，把他弄得恍惚不知所以，竟为对方出牌垫底。因此有了“殃子”的称号。“殃子”五十多岁便得痨病离开了人世。好在“殃子”能生儿子，全靠儿子们长大成人后支撑起全家人一年到头的生计。母亲的大哥、二哥虽说能做点儿生意，但尽是些小生意，非常的不容易。就拿“梳猪毛”来说，经常是全家人一梳就梳到鸡打鸣儿，梳完以后，还要压在炕席下烤干，全家人躺在上面。如此这般的火烧炕，炕烤猪毛，猪毛蒸人。三哥下矿井挖煤，却不幸活活地被矿车挤死了。

母亲的三个哥哥都念过私塾，尤其是二哥，凡念过的书都会一字不落地记在脑子里，口才也好，可以说母亲是在她二哥的“说书”中长大的。我姥爷在世时，还供他这唯一的女儿念过几年国小。他走后，不仅带走了他自己的生命，带走了全家的生计，还带走了他这唯一女儿的念书机会。

我姥爷生女儿不易存活，母亲的姐姐们全部在未成年时就夭折了。于是，对这个最小的独女，全家人呵护有加。特别是我姥爷，除了打牌，就是陪着这个小女儿玩耍，说要骑马，我姥爷就当马；说要骑驴，我姥爷就作驴。致使这个小女儿异常的任性、固执，不在话下。除此之外，我姥爷一要抽烟，偏要他的小女儿拿着烟袋到灶台里或是灯台上点火，以此为乐。点烟要边点边吸才能把火点着，这样一来二去，母亲也就染上了烟瘾。当然，这在当地也不算什么稀罕事儿。东北几大怪中的一怪，不就是“大姑娘叼着大烟袋”么。

母亲多愁善感，忧郁寡欢，可能跟我姥姥怀孕时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姥姥是童养媳。姥爷家有好几个姑子，都跟婆婆一样的刁蛮。

清早起床，来不及洗漱，姥姥就得给一大家子的人做饭。做什么饭自己说了不算，先得问问婆婆。敲开门，伸进头，问：“今天咱吃点啥？”

“唉呀，我的妈呀！你可把人吓死了，一张大白脸，白布刺啦的！”

“像个蓬头鬼！我说你就不能先把你那筐乱鸡窝梳理梳理吗？”

“好像我们家亏待了你似的。那胭脂、粉都白买了，啊？真是的！”

婆婆，姑子们，拱在被窝里，一人一杆大烟枪。叼着的，举着的，杆杆都冒着烟儿。你一言我一语，挤鼻子弄眼撇嘴巴，嫌我姥姥没梳洗打扮。

倚人篱下多不容易啊，光是勤勤快快地伺候人还不行，还得体体面面地伺候人。再加上我姥爷除了玩儿，还是玩儿，也不知道疼媳妇，你说我姥姥能不郁闷吗。

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生，我姥爷非但没有改变对我姥姥不疼不爱的态度，却又添了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的毛病，致使我姥姥只要听见我姥爷在大门外的咳嗽声，就开始在屋子里发抖了。

话说“什么人什么命”。我姥姥为我母亲寻得了一个好丈夫。相亲的那一天，姥姥家杀鸡宰鹅，把新女婿奉为“座上客”，所有的鸡屁股、鹅屁股都给了他，说那是“活肉”，是给贵客吃的。

结婚以后，父亲对母亲百依百顺，母亲对父亲说一不二。唯一让母亲感到遗憾的是，父亲始终是一介草民。革命了一辈子，一辈子也没当上个官儿，哪怕一个芝麻粒大小的官儿。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是困难时，母亲的这种情绪就会有所显现。这也难怪，同样的事情，搁在人家干部家属的头上则小事一桩，轻而易举。可放在自己的面前却犹如沟壑重重，难以逾越。然而，当官儿这样的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哪能说当就当？里面的学问深着呢，奥着呢。就算父亲再活两辈子，恐怕也难以搞明白。

然而，父亲的人缘儿却特别的好。逢年过节，看一看给他拜年的人就知道了。一拨接着一拨。母亲经常生病住院，前来探望的人都能把慰问品从病房里堆到走廊外。母亲吃不完，孩子们帮着吃。光是空罐头瓶子，就得用手推车往废品收购站推好多趟。

世界上的事情都不会凭空发生。所有这一切，都是父亲的一副热心肠换来的。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有人敲门，说老婆要生产了，说孩子生病了。父亲从来都是二话不说——起身，披衣，出门。

父亲从部队一转业就是六级工，算是那个年代那个范围内的高工资。他花钱大方，再加上拥有一颗浪漫的心，便经常带着母亲下馆子，看电影。我也跟着幸福了三四年。

我一出生，父亲就盼着我快点儿自己走路。因为他身体不好，抱不动我，又心疼母亲一个人受累。

终于有一天，我可以一个人在前面一跩一跩地走路了。父亲激动地跟在后面尽情地欣赏，连忙招呼母亲：“你妈，快看看，葱儿走路真好看。”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母亲说我吃奶吃到三岁多，直到再也不能从母亲的奶头里吸出奶水为止。所以，我的身体非常好，劲儿也特别大。

吃完晚饭，天已经大黑了。父母带着我从家里出来，向东爬过那片青草坡地，就到了大马路。马路很直，没有什么灯光。但向北望去，深远处却朦胧着一处辉煌的灯火。

我们幸福地朝着那一片灯火走去。距离放电影的时间还早，父母领着我进了电影院旁边的一个商店里。东游游，西逛逛。里面的人很少，显得特别的宽敞亮堂。走着走着，见有一摞玻璃竖靠在柜台的外面。我走上前去，顺手把玻璃往外一扒，“哗啦啦”一阵脆响。玻璃倒在地上全碎了。营业员闻声奔赶出来，禁不住惊讶地叫喊起来。不知是因为自己干了坏事，还是由于营业员的惊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