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草房一分为二......

女孩递过来一碗水说：“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说完苦笑了一下。“本来还有杨桄做伴。他这一走，我整晚整晚地睡不着。害怕呀，周围太空旷。一刮起大风，鬼哭狼嚎的，瘆死人。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家里没门路，总是走不了。”

我虽然同情她，但此时此刻，实在没有心思听她诉苦。“杨桄到哪去了？”我急着问女孩。

“说是参加学习班去了。走了就没回来过。你看，他的东西都没带走。”顺着女孩的手指，我看见了他用肥皂包装箱做成的音箱，还有蓄电箱，七拉八扯的电线......甩在床上的衣服，就像刚刚脱下来的一样。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放下手中的水碗，走到杨桄的床边，顺手拿起了他的衣服......

“以前他在的时候还有歌听，现在寂寞得真想自杀。我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了。”

“什么？你说什么？谁自杀了？”我触电一般地转过身来。

“有人说杨桄自杀了。”女孩说。

“......可惜了，真是可惜了。”我喃喃自语，只想说给自己听。忽略了说再见，径直朝门外走去。怀里紧紧抱着他的衣服......

总觉得没了杨桄，世界缺少了什么。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全身心都是愉悦的，轻松的。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丽的，美好的。可惜了他的才华学识，可惜了他的音容笑貌。每天，我都能在幻觉中找到他，那样的鲜活。每晚，我都能在梦乡里见到他，那样的真实。我不停地宽慰自己，不要相信传说，传说毕竟是传说。他那样的聪明，怎么会做出这么愚笨的事情。他那样的智慧，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他说过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不会......绝对不会......这不是真的......只是个传说......

可是，时间明确地告诉了我。也许，这并不是一个传说。杨桄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第十一章 我也试一试

接受了两年多的再教育，时间来到了一九七七年的元旦。有风声传来，说是我们这一批知青将全部被招工回城。没人不雀跃。我的心里却这般的平静。回想起来，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轰轰烈烈地接受再教育，还不知深浅地放过炮，还令人尴尬地狼嚎过，还与死神握过一次手。这些都如同过眼云烟，飘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去追寻，不会想起。然而，与杨桄的不期而遇，却让我刻骨铭心。承不承认这是一场恋爱，已经没有了意义。总之，他不能让我忘怀。我把他的衣服洗干净，缝在了枕头里。

去年秋天，玉苗嫁给了邱桦，随军去了，第一个离开了农村。

元月底就有了全部回城的确切消息。傍晚，队长约我在生产队的值班室里谈话。我和队长面对面地坐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了很多。特别是下面这段话，我几乎是一字不落地记住了：“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在你即将离开农村，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有权利帮助你。我想讲三点希望：

第一，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口才。口齿不能太笨，我就吃过口齿笨的苦头。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少言语的人有很多坏处，要么给人以高傲自居的印象，要么给人一种没有作用，呆板无知的印象。但话又不能乱说，要看场合，先当一个好的聆听者，再做一个好的发言者。

第二，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若无群众这个基础，将一事无成。今后的语言、行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当然，我所说的决不是搞一团和气，无原则的团结。抱着和稀泥的态度是极不对的。在重大的问题上，决不能含糊，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

第三，希望你到工厂后，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记住：要认清形势，一定要按照领导的意图办事。要多读书，多看报，特别是读一些马列的书，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识别能力。每到一个地方，应该了解这个地方的群众生活习俗和思维习惯，这是巩固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还要注意摆正领导与被领导的位置，尊重领导，服从领导。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

我认真地聆听着，努力地在心里做着笔记，似懂非懂的不停地点着头。我相信队长的话全是对的，全是对我好的。

谈完话，我连跑带颠儿地往回跑，生怕跑慢了会忘记队长的谈话。一路上反复默诵着“口才”、“群众”、“领导意图”。回到住处，一屁股就坐在了桌前，刻不容缓地把谈话的过程和内容一字不落地记录了下来。并继续写道：“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虚度，非常容易。如果要去很好地珍惜，充实地度过，却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将结束两年多的农村生活，面临着新的社会生活——到工厂去。在这一面结束一种生活，一面又迎接另一种生活的时刻，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是的，我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因为我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

可以说，我还是一个极无知的孩子，稀里糊涂地长了二十年。二十年中所遇到的风浪确实不少，但大都是由于自己的无知和个性造成的。但是，在党的教导下，在组织的帮助下，在领导的关怀下，我在不断地进步，并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每当想起自己是党的一员，心里就砰砰砰地直跳，就会扪心自问：‘怎样做才能配得起这样的称号？’

今天，队长以入党介绍人的身份找我谈话，我从心底感激他对我的帮助和指导。这确实是我迫切需要的知识。我需要这几十年的丰富经验，它可以给我启发，指导我去探索未来的生活，少走些弯路。这正是‘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临走的前一天，小莓也学着其他人的样儿跑到知青屋来邀请我们：“今天我家也煮干饭了，到我家吃饭吧！”

我们不会去她家吃饭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去了，也会咽不下去的。因为咽下去了，眼泪就会流出来。“谢谢了。我们已经煮好饭了。”

她很瘦小，不像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由于年龄相近，她一有空就喜欢往我们这里跑。她的眼皮总是有些浮肿，不知道是因病浮肿，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她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未成年的小弟弟，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没有再嫁，带着两个孩子，一年到头劳作在田地里，算是队里最穷的一户了。小莓手巧，又很勤劳，一家三口穿的鞋全靠她的一双手纳底，上帮。而队里不少人却早已穿上了塑料底的鞋。

她磨蹭着不想走，跟着我们进进出出。希望我们能因她的坚持而改变主意。忽然，她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我的“懒汉鞋”被大脚趾顶破了。她笑了，信心满怀地对我说：“等你这双鞋不要了，就给我，我用这个鞋底可以做一双新鞋。”令人遗憾的是，她这个农村的穷女孩不幸遇上了我这个城里的穷女孩。她一直没有等到这双鞋底。因为我又把它们从农村穿回了城里。我没有第二双鞋可穿。

从农村回来以后，我进了一家大型的机修厂，被分配到了钻具车间的“三八车工组”，负责钻头部分的粗、精加工。每当遇上赶任务，需要加班加点时，我总是特别的积极。尽管我害怕熬夜。因为一到了下半夜，我就会有头昏恶心的感觉。

每天早晨，奶奶很早就起床给我弄早餐，有时煎馒头片，有时炒饭。我不让她起来，说自己会弄，她却说反正睡不着，闲着也是闲着。一觉醒来，如果时间还早，她就连忙起身坐在床上，不敢再躺着，怕睡过了头。她戴着一顶年代远久的黑丝绒婆婆帽，穿着一件黑粗布棉袄，两只手相互插在袖笼里，低着头打盹儿。她哪里是睡不着，分明是把为我做饭这件事，看成是她的工作，她的责任。

现在，唯一令我寝食难安的，就是想多攒点儿调休，买几双鞋，找个时间给小莓送去。这是我一直想还而没有还成的愿。一个无比沉重的愿。在人生的茫茫旅途中，有过许许多多的后悔。它如同蛀虫啃噬你的心，使心渗出斑斑血迹。它又像龋齿的肇事者，大势地搞着破坏，你却毫无察觉，也看不见它。直到疼痛将你震撼。我是这样的后悔。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小器，不该那样毫无同情心。不就是一双旧塑料鞋底吗，当即就脱下来给她，光着脚走回来又如何。看看人家伟大领袖毛主席，下雨了，跑去帮别人家收稻谷，自己家的粮食却在淋雨，这需要怎样的胸怀才能实施的行为啊。相比之下，你是多么的渺小，无情，冷酷。

在大批回城的知青中，我算是这个小范围里相当耀眼的一颗小星星。不仅有一个党员的光环罩在头上，还经常耍弄一下手中的小笔杆。除此之外，又让人知道了我爱唱歌，害得人家误将“小郭兰英”的称号送给了我。这是我最金黄最快活的一段时间。

组织新工人培训。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受组织的重托，代表新生力量上台发言。全厂上下似乎没几个人不认识我。以至于在一年以后的大学阅览室里，竟然会凭空冒出来一小伙子，热情地走近我，熟络地与我打起招呼来：“嗨，郁葱，你认不认识我？我们是一个厂的。”我陌生而疑惑地看着他，只能不失礼节地装着认识，“噢噢”地回答他。

然而，当众唱歌、跳舞、发言都不属于我的能力范畴。我没有那份才干。只不过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在的力量，推着我往前跑。说我情愿不真实，说我不情愿也不真实。从上台发言的头一天接到通知就开始紧张，紧张得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堵得我咽不下饭去。

大礼堂里的每一处都庄严热烈。我头脑发蒙地走上舞台，黑压压的人头像一颗颗的炸弹，轰得我两眼冒金花。我不敢看人头，只敢看手上端着的大红纸。这是一张青年突击队的倡议书，是我自己起草，并亲手抄写到这张大红纸上的。可此时，我简直就不认识它们了，每一个字都在迅速地变异。我越是盯住它，就越不认识它。它们个个都戴着光晕，抖动着，变化着。我没有选择，只能把它们从无声的纸里抠出来变成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发音。我哪里是在念稿，分明是在认字。也不知道自己念错了没有。念毕，跌跌撞撞地就往幕侧猛跑，如同逃离灾难、逃离疾病、逃离死亡。这种能量上的巨大消耗，胜过我小学第一次检查同学们的手帕和水杯，超越我中学时站在讲台上发出的“who are our enemies， who are our friends”。

压力就是这么形成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天性愚笨，却非要竭尽全力地要使自己伶俐聪明。明知能力不足，却定要费尽周折地让自己无所不能。糊糊涂涂地生，迷迷糊糊地活，晕晕乎乎地长。多么轻松的一辈子。可是，这却是我很久以后的哲学体会。

三八车工组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大大的圆圆的一双杏仁眼，在向上翘起的睫毛下面闪着动人的光芒。樱桃式的小嘴，里面是洁白如玉的牙齿。这一切均被恰到好处地安排在了一张光洁的线条柔和的蛋形脸庞上。这是一张难得的，公认的，兼古典与现代美的脸。

但是不久，她的大肚子突然大了起来。这不仅是她本人的羞耻，更是她所在班组，所在车间，乃至工厂的耻辱。为此，车间党支部书记异常的恼火，给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赫然写到：“未婚先孕xxx”，在全厂范围内“游街”。大牌子挂在胸前，她怕压着胎儿，就用双手擎着。有人用手按她的头，要她低头认罪。可手一松，她又顽强地昂起了头。目光里透着坚毅，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游完街，就把她扣在了厂里的保卫科，车间派人轮流看守她，不准回家，一定要她说出是谁使她成了大肚子。

下班以后轮到我值班。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与她讲些大道理，苦口婆心地规劝她。可她自始至终没说一个字，更别指望她会出卖她的那个他。我暗自思忖起来，如果在那个年代，她会不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女革命者。

其实，很多女性在爱情上是很坚强的。“文革”初期，街坊上有个女孩怀孕了。她母亲怕她丢人，整天用布条给她缠得像个木乃伊。但一有热闹，这个街坊女孩还是忍不住要跑出来看。那天，是死刑犯临刑前的示众。犯人们被押在大卡车上的前排，临风而立，双手反绑，背后竖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什么犯xxx。当一辆车载着一个“杀人犯 xxx”开过来时，看热闹的人群瞬间骚动起来，议论起来。目光也顿时集中起来，投向了这个街坊女孩。只见她满眼噙泪深情地注视着这个“杀人犯”，目空其余。人们说因为两个男孩为了争宠这个街坊女孩，这个男孩杀死了那个男孩，遂成了杀人犯。不久，这个女孩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叫“继承”。人们又开始笑谈起来：不知道她想要她的儿子继承哪一个。

晚上九点多钟，女孩突然开口了：“让我回家吧，我太累了。”我没出声。我没有权力答应她。又过了一会儿，女孩起身向门口走去。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去阻拦她，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开门走了。若要追究这一状况发生原因，还真说不清是因为她看我年轻好欺负，还是由于我的那颗原生态的柔软的心使然。

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