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但是问题在于怎样以可接受的价格制造人工气味——把人带到一种温和、浪漫、放松甚至激昂的情绪中。无论是谁控制着嗅觉遥控器，都掌握了调节家庭氛围的开关。

一台家庭音响装置。清晨，卧室中传出小鸟的啁啾；浴室里可以唱卡拉ok；在健身房里运动或者讲过一个笑话后，可以响起观众的掌声。

给睡眠充电。睡觉时，你追求效率——在每单位时间内必须得到最大化休息，因此，你需要一台电子监视仪记录睡眠以判断睡眠效率如何——时间太长还是太短，是不是多次被打断，入睡时眼球跳动多少次。关于睡眠的调查表明，有很多人缺乏充分休息，因而精力不够旺盛。毕竟，我们每天花6～8个小时打瞌睡，也许监视器会建议你在中午小睡一下给身体充电。

增加家庭仪式。我们需要一个仪式来缓冲一下向家庭生活的过渡，因为我们不愿把工作中的矛盾和纷争带到家庭生活中来。因此，必须有一种精神仪式把我们从工作气氛引领到家庭氛围中，它可能包括欣赏音乐、啜饮咖啡、茶或饮料——或者大声读一个故事。不过必须适当地推销这个仪式——它不同于圣诞节，然而也是一种每天重新调整心境、适应家庭生活的神圣场合。

我们为什么花钱买时间？为我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还想进一步深入社交生活，更多体验情感经历。马斯洛需求阶梯中的所有底层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而大量家务活处于阶梯的最底层。实际上，上班比在家的待遇要好。上班时，你总可以在餐厅里找到咖啡和食物，而清洁问题根本用不着你操心——连盆栽植物都有人替你浇水。

我们可以把家庭视为一个公司在经管家务，要照顾到娱乐，给电池蓄电——以最高效率完成这些任务。这部分探讨了由于自动化的实现以及借助外部资源，家的各重先进功能使主妇成为多余人物。统计数字表明妇女仍然担负大部分家务活，不过在这一代人中，这种不平衡现象将得以纠正，家庭将实现权利平等。现在，让我们回到家是爱的温床这个话题。

家与爱同在

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仿佛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家庭之舟撞上了未来之礁——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该遵循哪些生活原则感到困惑，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earet mead）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关于文化际遇的理论，当不同文化相互冲撞时会发生什么——无论是格陵兰岛因纽特文化或阿拉斯加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还是两种真实的形象相互碰撞。该理论也适用于美国家庭，这里文化冲撞是过去与未来的冲撞。

根据米德理论，家庭和社会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父母怀抱里的新生儿将经历与父母、祖父母相同的生活和价值观，静态社会的儿童几乎完全是从父母身上学习生活，比如北美和欧洲的古老农业社会以及渔猎时代。

在第二个阶段，价值观不再一成不变，谋生的机会也发生了变化。经验不再是最好的老师，出现了新的动向，年轻人必须相互学习而不是向父母学习，那是60年代北美、欧洲。日本所掀起的潮流。我们看到了青年人的集体反叛行为，他们背离了父母亲那一代人的价值观。有一部影片生动再现了这个时期，就是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年轻时主演的《毕业生》。电影主题是青年人抛弃了他们父母那一代人所积累的经验，因此，片中霍夫曼所饰演的角色对父母提出的从事"塑胶"行业的建议不屑一顾。插一句嘴，其实从经济角度看，这个建议非常有先见之明——"塑胶"行业是自60年代以来发展最显著的行业之一。不过那时的父母对于新型价值观感到困惑，对他们自己的经验不再被人着重感到失落——年轻人居然相互学习就行了。

在最后一个阶段，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未来的价值观会是怎样。成年人和年轻人对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指导家庭和社交生活感到犹豫不决，这就是富裕社会当前正渐渐面临的窘境，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分庭抗礼，然而并没有普遍被认可的权威来定夺结果。一种评价当前形式的方法是根据这个事实：尽管所有的民意测验结果都表明传统家庭观念受到齐声拥护，然而离婚家庭的数字和离婚率却居高不下，而且仍在攀升。另外，结婚常常被推后，"青春"时期被延长，因为年轻人需要更多年头来找到自己的价值准则以选择赖以谋生的手段。

富裕国家并没有面临外国文化的入侵——不过新的对立还是遵循同样的模式，这是一场我们和自己以及自己的未来所进行的斗争。技术进步、电信的发展、工作环境的改观——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构成了重大变革，就像当贫困国家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时，传统社会所面临的变革一样。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发生这种"遭遇战"时，一些人会选择孤立以挽救自己的文化，而另一些人则选择融合但不被同化；不过在过渡阶段，每个人心中都翻腾着对立价值形态之间的冲撞——我们面对未来，茫然无助。50年后，家庭还存在吗？或者我们是不是该准备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把20世纪下半叶看做一个孤立的家庭危机时期？让我们看一下这种与未来的文化冲撞吧。

前面曾提到过，原来被分配给家庭的一些主要职能已经消失，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像在农业社会一样），家庭的日常杂活不是借助外部资源完成就是已经自动化，抚养和教育孩子主要是在家庭以外。随着妇女外出工作，家庭经济逐渐个人化，已经没有必要在经济上牢牢结为一体。我们有各自的银行户头和电话，夫妻共同拥有床和餐桌，但不一定分享同一个支票簿，也不必统一意见。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工作是和家庭争夺宝贵时间的强劲大敌，工作不断向家庭成员提供多种娱乐活动，因而容易离散家庭。

价值观陷入危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意味着传统习俗丧失了权威和力量，社会的传统力量支柱被削弱，它们从完美无暇的道德巨人沦为普普通通的人和平淡无奇的机构。今天，我们都敢于正视权威，允许几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存，我们中所有人在不断面临抉择的同时都缺乏安全感。

所以，多个层次上的变化共同导致了家庭和未来之间的冲撞。如果家庭只面对这些变化中的某一个，可能会调整自己，但数量如此巨大的变化就造成了疑惑。根据传统家庭价值观，婚姻是一种宗教性的惯例，规定了爱情、性别分工以及处理经济问题的遵循法则，如果这些价值观失效，那么婚姻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联盟。这就是产生疑惑的地方——那该用什么原则指导这个联盟呢？当配偶双方都离家赚钱时，经济上合伙就没什么必要了。自从60年代起，性别分工就一直是争论的话题；今天，性别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个人化问题，因为每个婚姻联盟都选择适合自己的任务分工方式。在北欧，有"谈判之家"之说——一家之中，他和她没有铁定的参照规则，而是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家务活分工的协议。女儿问父母："可不可以不忠于家庭？"回答说："我想这要看你们两个的具体情况。"或者青春期的儿子问："爸爸，在街上捡到东西可不可以据为己有？"回答："你捡到什么了？"道德往往是相对的。

这就只剩下了爱。既然婚姻的存在缺乏任何物质理由，也不受传统价值观的束缚，爱就是惟一理由了（也许钻石热卖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早在1939年，钻石的营销故事就闪亮登场，它在公众的想像力中树立起一种形象，不断把钻石和罗曼蒂克的仪式联系起来：订婚、结婚和周年纪念。1996年，世界钻石首饰销售额高达520亿美元，美国就占1/3。钻石成为爱的重要象征——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源源不断地被卖了出去。

当爱成为建立婚姻的惟一理由时，接下来的结论是当爱不在时，婚姻也宣告解体。富裕国家日益提高的离婚率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无论有没有子女都一样。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到哪儿去了呢？很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时代，像19世纪早期那样拥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被千古传诵的伟大爱情。那么，我们该怎样刻画爱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呢？爱被商业化了吗？不，但是较高的物质水平使我们有能力购买许多彰显爱的昂贵标志物。爱仍然活跃在我们身边，它安然无恙。

家庭的未来取决于头脑争夺战的结果。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我们怎样定义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让我们看一下20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在北欧，有两次主要变化，一次是社会中心从家庭转移到工作上。很久以前，我们在社交场合相识的时候，总是询问熟悉的关系："你和谁是亲戚？"今天，话题集中在工作上："你是做哪一行的？"另外一个转变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我们不再把自己看做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谁谁的女儿，某家的一分子等等，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人。在发生犯罪或不道德行为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过去，这种行径往往给整个家族带来耻辱；而今天，只有罪犯本人受到世人鄙视。这一点很引人注目，因为在富裕国家之外还存在着"耻辱文化"，日本也一样。

未来的头脑争夺战实际上是对个人的心灵以及自我所感知的个性的争夺战。"我性格怎么样？我是谁？"让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哪种自我感知会黯然失色，哪种将更加流行。

首先看一下家庭，本章的主题。它一度至高无上，如今却面临竞争危机；在未来，这种竞争甚至更加激烈。1997年，在对美国mba学生的调查中，当他们被问到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时，答案中排列在名单第一位的是事业（75％的人选择），第二位是家庭（71％的人选择）。1这些美国年轻人的反应表明竞争在加剧；如果他们坚持年轻时的理想，那么他们一生中每一天都将面临挑战：是工作还是家庭？他们想兼得鱼和熊掌，哪样也不愿意放弃。

1fortune，april 1997.

这场调查还表明其他形式的社会标志也得到认可，如工作和办公场所。我们不得不设想家庭在生活中某些阶段要更重要一些，原因在于我们越来越以情感定义自己和"另一半"的关系以及和家庭的关系。爱是进入任何一种关系的前提，这意味着在将来，一段白头偕老的婚姻所面临的挑战要大于今天。我们中大多数人可能同意这种发展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健康的，但同时，这又是我们这些社会成员本身所造成的。在家庭作为一生中的支点得以强化之前，我们的态度需要一个180度大转变。一位趋势分析家早已发觉在90年代未，简单和平衡成为一种上升趋势，大多数人离弃了80年代的物质主义，转而重视家庭生活和来自生活的朴素的快乐。2这位趋势分析家也许是对的，也许不对，这场思想的争夺战还远远没有终止。

2the/trend/research institute of rhinebeck n.y.floral news bureau，at www.safnow.org/afmc/releases/fed2396.htm（1997）.

工作成为标志社会身份的一种手段，因而工作场所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可望持续，而且对于我们的第二个自由阶段——50多岁的人——尤其意义非凡：这和退休年龄可望提高密切相关。也许将来能定义企业文化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员工是在60～80岁之间——那时人们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年龄与创造力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休闲时光也和家庭展开竞争，无论是运动、野外寻踪还是文化之旅，抑或投身崇高事业的义务工作。随着休闲活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日益专门化，这些消遣方式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工作和闲暇活动经历了不间断的产品开发，这个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不过我们怎样把产品开发用在配偶和孩子身上呢？家庭所做的善意努力似乎是生产出多种多样、难以预料的成果。我们可以给所有的有形产品以及服务贴标签，不过幸好还没有给人贴标签的尝试——不过不妨做做这个梦。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21世纪的人将把自己看做真正的公民和地方社区或周围整个社会的参与者。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相反，在大西洋两岸集体意识形态陨落之后，基层运动的范围越来越小，时间越来越短暂，也日益专门化。同样淡化的是联邦、政府意识，地方当局应该负责为每个公民提供美好的生活。北美是这样，欧洲尤其如此，因为分散化是90年代以来的一个强劲的政治趋势。

20世纪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潮流过后，精神团体和宗教团体将经历一场复兴——即使在欧洲也是如此。对于家庭来说，这些团体的作用是积极的，因为他们将支持传统的家庭价值准则。

头脑的争夺战可以被称为时代精神之战。我们正面临一个无法被理所当然接受的家庭概念，它也要在我们的头脑中争取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也面临风险，那就是颂扬传统价值观的人仅仅是颂扬而已——他们简单地把这些价值观当成理所当然。然而，家庭价值观不再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