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就回国

的。所以才没有特意跟你联系。我几乎谁也没告诉，就穿随身衣服上了飞机。可实际到当地

一看，就再也离不开了。冈田先生您去过马尔他岛么？”

没有，我说。记忆中几年前和同一对象谈过大体同样的话。

“喂！”加纳马尔他呼道。

我也“喂喂”两声。

我想我应该有什么要对马尔他说，却横竖想不起来。歪头沉

思半天总算想起来了，于是握好听筒道：“对了，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猫回来了！”

加纳马尔他沉默四五秒，“猫回来了？”

“是的。你我两人本来是为找猫相识的，所以我想最好告诉你一声。”

“猫回来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初春。那以来一直守在家里。”

“猫外表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同失踪前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说，秃尾巴的形状倒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说，“猫回来摸它的时候，

墓地觉得过去秀尾巴好像卷得更厉害来着。也可能我记错。毕竟快一年多不见了。”

“不过猫肯定是同一只猫吧？”

“那没错。养那么久了，是不是同一只猫还是看得出的。”

“倒也是。”加纳马尔他说，“不过很抱歉，实话跟你说；猫真正的秃尾巴在这里呢！”

言毕，加纳马尔他将听筒置于桌面，～下子脱掉大衣亮出裸体。果然她大衣下什么也没

穿。她有着与加纳克里他同样大小的乳房，生着同样形状的阴毛。但她没有搞去塑料帽。加

纳马尔他转身把背对着我。她屁股上的确长着一条秃尾巴。为了同她身体尺寸保持平衡，固

然较实物大出许多，但形状本身则同青箭的秃尾巴一般模样。尖端同样弯得毫不马虎，弯法

细看之下也比眼下青箭的远为现实而有说服力。

“请仔细瞧瞧，这才是猫失去的那条真尾巴。现在猫身上的是后来做的假货。乍看一样，

细看就不同了。”

我伸手去摸那秃尾巴，她一甩躲开，依然赤身裸体跳往另一张桌面。“吧喀”，一滴血从

天花板掉在我伸出的手心。血鲜红鲜红，活像加纳马尔他的红帽子。

“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尔他

从桌子上对我说。秃尾巴急剧地摇个不停。

“科西嘉？”我问。

“所谓人非岛屿啦！”黑狗牛河不知从哪里过来插嘴道。

加纳克里他的小孩？

我一身大汗醒来。

实在许久没做过如此鲜明如此有头有尾的长梦了，何况又这般奇妙。醒后好半天胸口都

“怦怦”大声跳个不止。我冲了个热水淋浴，拿出新睡衣换上。时间是半夜1点多，睡意却

没了。为了平复合清，我从厨房壁橱里头拿出～瓶老白兰地倒一杯喝着。

之后，进寝室找青箭。猫在被窝里弓成一团睡得正香。我撩开被，把猫的秃尾巴拿在手

中细细端详。我一面回想尾端卷曲的形状一面以指尖确认，猫一度不耐烦地伸了下腰，又很

快睡了过去。我开始没了信心，闹不清青箭的秃尾巴是否同“绵谷升”时代的完全相同。不

过加纳马尔他屁股上的的确确很像“绵谷升”真正的秃尾巴。我可以历历记起梦境中的颜色

和形状。

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尔他在梦里说。

第二天我没远去。早上去车站附近自选商场买一堆食品回来，站在厨房做午饭。猫喂了

它一大条生沙丁鱼。下午去了一次好久没去的区营游泳池。大概快年末的关系，游泳池人不

太多。天花板扩音器传来圣诞节音乐。慢慢游到1，000米时，趾尖开始抽筋，遂作罢上岸。

游泳池壁贴着很大一张圣诞节装饰画。

回到家，信箱里居然有一封很厚的信。不用翻过来看寄信人姓名也知道信谁寄来的。写

那笔漂亮毛笔字的，除间官中尉无第二人。

久疏函候，深以为歉，间宫中尉写道。语气依然那么谦恭那么彬彬有礼，读之我倒有些

歉然。

久怀唯此必写必说之念，无奈碍于诸多缘由而始终无力对案提笔，迟疑不决之间今载亦

将倏忽逝去。自己也马齿徒增，已为不知死之何时而至之身，再无法久拖下去。此信或许意

外冗长，但愿不平添麻烦。

去年夏天去府上递交本田先生纪念物时我向您讲述的蒙古之行的长话，坦率地说，还有

下文待续，称之为后话亦未尝不可。去年提起时我之所以未能将后半部分一并推出，里面有

几点原因。其一是因为集中说完话未免过长。不知您是否记得，当时我不巧有急事要办，没

有时间全部说完。而与此同时，心理上我也没有完成将后半部分向别人如实说出的准备。

但同您分手之后，我以为还是把眼下的事统统放下，连同真正的结局毫不保留地如实讲

给您为好。

1945年8月13日我在海拉尔郊外激烈的攻防战中给机枪子弹打中倒地之际，被苏军 t 34

坦克的履带碾去了左臂。昏迷不醒中被运往赤塔苏军医院，在那里做手术剩得一命。上次我

也说过，我是新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的人员，上边已决定一旦苏联参战立即撤往后方。但

我宁愿～死，志愿转入国境附近的海拉尔部队，率先手持地雷朝苏军坦克队扑去。但如本田

先生曾在哈拉哈河畔向我预言的那样，我未能轻易死去。命未失掉，只失掉左臂。估计我率

领的连队在那里无一生还。虽说是依令行动，实质上无异于无谓的自杀。我们使用的小小不

然的手提地雷，在大型t34坦克面前根本无济于事。

我之所以受到苏军周到的治疗，是因为我昏迷不醒时用俄语说了梦话——是我后来听说

的。上次也说过，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在新京较为空闲的参谋本部服役期间又不住地磨炼，

到战争末期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新京城住有不少白俄人，又有年轻的俄国女侍，不

愁找不到人练习口语。结果人事不省时顺嘴说出。

苏军一开始就打算占领满洲后把俘虏的日本兵送去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一如欧洲战

争后对德军采取的作法。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而面临严重危机，所有

地方都有人手不足问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作为成人男性劳动力的俘虏。为此势必需要

很多翻译，但数量远远不够。惟其如此，才优先把我送去赤塔医院，以不让可能会讲俄语的

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语梦话来，肯定被扔在那里不管很快一命呜呼，连个墓标也没有地

埋在哈拉尔的河边。命运这东西委实不可思议。

我作为翻译要员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又接受数月思想教育，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煤矿。

那期间的详情就不细说了。学生时代我偷偷看过几本马克思著作，总体上并非不赞同共产主

义思想。但现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则受阻于我所见过的太多东西。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情

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独裁者在蒙古国内实行怎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以

来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喇嘛地主及反对势力送进收容所无情除掉了。在苏联国内的所作所为也

完全如此。纵然对于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也无法信任将这一思想和大义付诸实践的组织和

人。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

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的中国人！这点你肯定无从想象。

况且我曾目睹苏联军官和蒙古人活剥人皮的地狱场面，其后又被逼进蒙古一口深井，在

那奇妙而强烈的光照中半点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热情。这样的人如何能相信什么思想什么政治

呢！

我作为翻译在下矿干活的日本俘虏兵和苏方之间充当联络员。西伯利亚其他收容所情况

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矿每天都有人死去。在那里死因无所不有：营养失调、剧烈的

体力消耗、损顶事故、冒水事故、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传染病、难以置信的冬日严寒、看守

暴行、对于轻微反抗的残酷镇压，还有日本人之间的致命殴打。人们有时候相互憎恨相互猜

疑、战战兢兢。悲观绝望。

每当死者增加、劳动力数量渐渐减少，便有新兵不知从哪里由火车悄悄拉来。他们衣着

槛接骨瘦如柴，其中两成受不住煤矿剧烈的劳动，不出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死后统统被投进

废弃的深竖井中。几乎所有季节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锹尖根本进不去。废井于是成

了最佳墓场。又深又暗又冷，～点味儿都没有。我们时常从上面洒石灰。快填满时，便从上

面封顶一般扔上扔石块，转移到下一个竖井。

不仅仅死去的，为了杀一儆百，有时连活人都被扔进去。苏军看守把采取反抗态度的日

本兵拉到外面，装进麻袋打断四肢，然后投进黑洞洞的地狱。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的惨叫。

简直是人间地狱。

煤矿作为重要战略设施，由党中央派来的人进行指导，由军队严加警备。处于最高领导

地位的政治督导员据说和斯大林是同乡，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严厉冷酷。脑袋里装的只是

煤矿产量的数字，至于劳动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只要产值上去，中央就会将这

里视为优秀煤矿，作为奖赏而优先补充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会减员，

缺多少补充多少。为了提高成绩，他们一个接一个开来一般不会开采的危险煤矿，事故当然

有增无减，但事故完全不在话下。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边的人。现场看守本身几乎全是犯人出身，没受过教育，残忍至极，

报复心重得令人震惊。这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同情友爱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亚严寒，

天长日久简直把他们变成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生物。他们在哪里犯了罪，被关进西伯利亚监狱，

在那里服完长期徒刑，早已没了归宿没了家庭，于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

被送来煤矿的不单单是日本兵，还有为数众多的俄国犯人。他们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

清洗的政治犯和前军官。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气质高雅不凡。也有——尽管数量不多

——妇女和儿童。估计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属。女孩子做饭扫地

洗衣服。大些的姑娘甚至被迫从事卖淫之类。也不仅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肤微黑

的外国人（大概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也被火车运来。居住区分成三个。一个是集中住

有日本俘虏兵的最大居住区，一个是其他犯人和俘虏居住区，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带。

在煤矿劳动的一般矿工、专家、警备部队的军官、看守及其家属或普通俄罗斯市民都住在这

里。车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营。俘虏或囚犯禁止从那里经过。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拦着几道

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往来巡逻。

不过，我因为具有翻译联络员资格，也有事天天要去总部，只要出示通行证，基本可以

在各区之间自由通行。总部附近有铁路车站，站前有二座小镇。镇上有卖日用品的门面寒接

的商店，有酒馆，有中央来的官僚和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有饮马池的广场上飘扬着苏维埃

联邦的巨幅红旗。旗下停有一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经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靠机枪

懒洋洋站着。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医院，门前照例立着约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见那个人是1947年春天，记得雪终于融化，应该是5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

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穿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

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荡着锤击磁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

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掏出递给他。身

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干活的犯人，叫他念

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干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

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

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把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

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脏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

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仁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

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

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

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但他很快掩住惊愕，对着脖子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土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

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土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

走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

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